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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肋]父母成为国家敌人后 孩子是最脆弱迫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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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肋]父母成为国家敌人后 孩子是最脆弱迫害的对象
文章来源: WOMEN我们 2024-09-29
独立媒体 WOMEN我们 日前发表报道《软肋》,揭示了中国政府利用子女作为打压维权行动者的工具,剥夺他们子女的基本权利,导致这些孩子失去正常的教育权利和生活环境,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展现了中国政府对异议者及其家属采取的残酷镇压手段。
这篇报道中提及的案例包括:
疫苗安全倡导者何方美的孩子:何方美2020年10月因为在河南辉县政府门口泼墨被带走,她的大儿子(今年10岁)被政府安排寄养在了当地一个陌生村民家里,二女儿(今年7岁)跟随她一起经历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小的女儿(今年3岁)是“指监”期间出生的。两个女儿自从2020年10月起就被“安置”在当地的精神病院,此后再没和外界的正常世界接触过。
人权活动人士叶海燕的女儿蓝雅欣:叶海燕为他人维权却连累自己女儿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人被迫从广西搬到广东,再到北京,期间不断被逼迁。
父母成为国家的敌人,孩子们成为了"最脆弱的迫害对象"
2013年7月6日,叶海燕在其个人微博透露,她被广东公安从中山居所赶走,后被遗弃而致无家可归。叶同女儿和家中一堆杂物,全被丢弃在远离中山居所120公里以外的一条偏僻公路上。据叶在微博的照片显示,叶坐在公路上,背后有一堆家中的杂物用品,包括一个冰箱。(图片来源: 叶海燕微博)
从广西博白被赶走,去到广东一个小镇,再次遭到了断水断电式的逼迁和驱赶。13岁的蓝雅欣跟着妈妈被赶来赶去,住宾馆被拒绝,行李被丢在高速公路上,母女两依偎着拍了一张照,背景是荒郊野岭和她们的全部家当。
那样的时刻,蓝雅欣还在围着行李骑自行车。“我妈不会觉得‘都这个时候了你这个小孩怎么还在这里玩’,我也知道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就当一个不哭不闹听指挥的小孩就好啦。我能感受到当时情况很严重,但妈妈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就没有太担心。”
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包卓轩:
包卓轩在父母被捕后被软禁。他在试图偷渡时被捕,经历了虐待和恐吓,心理受创严重。文章还讲述了他如何在学校被监视、被同学孤立。
“警察抓我的时候,我正和唐志顺在外面吃早饭。我们在露天的早餐铺外边,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我记得大多数是便衣。他们说听话,跟我们走。然后把我放到了一辆车上,给我带上了头套,手铐和脚铐。
当时我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他们把我关到了一个屋子里,说要给我做笔录。我一开始什么都不说。他们说,‘你要是不说的话,这里可是缅甸,不是中国,我们一枪在这里把你打死扔野外也没有人知道’。我就开始说了,我叫什么姓什么,家里人有哪些。
他们问了我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们问我谁指使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谁指使我的。他们问我跟唐志顺和幸清贤是什么 关系,我说他们是我爸妈的朋友。他们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
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的时候,只给我笔录的最后一页,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说你要给我看一下前几页,你要是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就不签字。我就那样说了一下,我后边的人就抄起一个棍子,狠狠地打我后背。我直接趴地上了。
他跟我说,你现在不听话,这次打你后背,下次不听话就打你脑袋,打你脑袋出什么事我们就不负责了。我说,‘我签我签’,我全签了。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他也不允许我看什么,只允许我看到最后需要签字的那一页。还有他折角让我按手印的地方能看到。”
从缅甸被抓回来之后,包卓轩受到了警察的严密监视。
警察在他的班上装上了摄像头,“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摄像头是为了监视我装的”。包卓轩当时被寄养在小姨家生活,警察切断了小姨家的Wi-Fi,住进了小姨家对面的房子里。房子大门口安了感应器,他一出门,哪怕是去买支笔,警察都会问。
那些警察轮流倒班,有些很和善,会在监视他上学的路上跟他聊天。有些警察很凶,他跟其中一个警察吵过架,“他竟然拿警车接送我上学”,他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去给他提意见,结果他把我骂了一顿。”
那一则电视认罪的视频让包卓轩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被曝光。在他当时上学的学校,连学生都知道这件事。他班上的同学倒是没有反应,他猜测是班主任提前交代过,但出了教室,就会有别班的同学对他喊:“这不是偷渡那小子吗?”
维权律师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的儿子泉泉:
由于受到父亲案件的牵连,泉泉在找学校方面一直很困难,从2017年至今,从来没有上过一整年完整的学。
从2015年开始,泉泉一直跟在李文足身边,陪着妈妈跑法院、跑看守所、跑行政机关。李文足在日记里写:“709案发时,儿子2岁半,我带着她到处寻找王全璋,那时候他不懂得害怕,就知道爸爸去打怪兽了”。但如今小孩长到了十岁,开始对一切都有认知,会在警察骚扰过后的第二天问:“妈妈,今天晚上警察还来吗?”李文足预料到会有更可怕的场面,她曾经将孩子送回武汉老家一段时间,自己和王全璋在北京昌平面对断水断电逼迁。
这一切也在泉泉的生命里留下许许多多的后遗症,比如他不喜欢国旗,看见国旗甚至会有应激反应。大人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对这一切到底理解多少,但能猜到的是,“在他的生命里,所有国旗飘荡的地方,带给他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体验和记忆”,小土说。
维权律师李和平和妻子王峭岭的女儿李佳美和李泽远:
2023年3月份开始,佳美出门会有人跟踪她,无论是上学、逛公园还是陪妈妈买菜。她不能再找自己的朋友玩。
她还在那所家庭学校里,但上课的方式变成了网课,因为住得离学校太远了。李和平曾经尝试在学校附近租房,但刚约好中介去看房,警察就来了,租房的事情随之被搅和。
这样的日子,佳美从5岁一直过到14岁。进入青春期的女生开始懂得很多事情,她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现实没有留给她任何出路,理所当然地,她担心爸爸妈妈的安危。王峭岭观察到,她不再像小时候那么活泼,情绪低落,总是流眼泪,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只喝一小碗粥。和老师商量过后,她决定让佳美先休学,休学那天,刚好是儿童节。
李和平被抓的那一年,儿子刚上高中,之后每逢家长会,都正好赶上案件开庭。王峭岭忽略了儿子在高中时期许多重要的事,比如需要钱报考语言考试的时候、申请海外学校的时候。后来,他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受到限制,出国留学的路被堵死。再后来,连国内上学的路都放弃了,“就是因为知道一路上都有太多阻碍”。
李泽远从15岁开始,三次尝试办理护照,都是以“可能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绝。他的妹妹李佳美,从五岁时就被这个原因拒绝办理护照。拿到护照的时候,他说,七年多来头一次在出入境窗口对着警察说的是:谢谢。
维权律师常玮平和妻子陈紫娟的儿子兔兔:
当时才6岁的兔兔目睹了警察抄家的过程。在陈紫娟拍视频、写控告信、给在狱中的常玮平庆祝生日,兔兔几乎都陪在旁边。但过早的参与其中,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也会有难以承受的一面。
兔兔从小在家庭里接受到的教育,和他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张力,“有一段时间他妈妈在外面跑,就老收到兔兔在学校里打架的消息”。兔兔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和老师吵架,具体的细节小土已经不能确定,TA感受到的是,兔兔那时候非常暴躁,会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去跟人发生冲突,“小孩可能内化了暴力。因为他的困境不是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和理解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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