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拯救生育率，韩国政府在创新催生政策上的灵感大概率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天。在怒砸2万亿韩元刺激生育失败后，韩国政府又“另辟蹊径”，将“生娃”和公务员晋升直接挂钩。据《韩国时报》10月23日报道，韩国政府人事管理部宣布，从2024年1月开始，最基层两级的公务员，如果生两个或以上的孩子，就能在晋升评比时获得额外积分。虽然近几年韩国公务员考试热度有所下滑，但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调查结果，公务员这一职业始终没滑出年轻一代最理想工作的前三名。拿这一待遇有保障又足够体面的“铁饭碗”做文章，韩国政府不可谓不用心良苦。韩国政府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本国生育率确实低到不能再低。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连续3年全球垫底。根据11月27日韩国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随着出生率持续低迷，2050年韩国青年人口将降至2020年水平的一半。只是，即便再着急，很多问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解决。韩国的生育率之所以会低到这个地步，与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也有充分的社会现实因素。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出现的人口过剩恐慌，使韩国政府错误估计了未来人口趋势，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历史性因素。与此同时，有学者分析称，在很多普通韩国人奋斗一辈子也难以确保体面生活的情况下，不生育不只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成为一种尝试夺回对自己生活掌控感的反抗。
 
 
 
想升官就多生娃
韩国政府将“生娃”与“升官”相挂钩的这项决定，注定会引发一场激烈的辩论。据《韩国时报》报道，10月16日，韩国人事管理部提前宣布了修改公职人员任命法令的立法，并指出该修订包括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八级、九级公务员提供额外的晋升积分。虽然说加多少分，怎么加等细节问题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九级公务员晋升到八级，当八级公务员晋升为七级时，那些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候选人将占据优势。
 
 
 
 
 
〓 《请回答1988》剧照
针对这一决定，不光是一些已身在“围城”中的公务员感到不满，很多只想当个吃瓜群众的普通人也觉得过于离谱。有公务员吐槽：“当同事休产假或育儿假时，大多数单身公务员被迫接手他们的工作，但晋升时这种分担却被直接无视，我认为这不公平。”还有公务员表示：“这项规定可能对单身、无子女、独生子女及不孕的公职人员造成晋升歧视。”尽管争议不断，但韩国人事管理部只是对此表示，如果社会及公职人员反对声音过大，会考虑重新修订相关实施方案，但目前还没有撤回的计划。按照原定计划，他们“正在努力在明年1月份实施这一修订”。政府之所以这么火急火燎地推行这一新政策，是因为韩国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人口危机。韩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已持续一段时间。2022年，韩国的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仅0.78。这是韩国自1970年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远达不到为确保韩国人口稳定代际更替所需的2.1。虽然说生育率走低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但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是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
 
 
 
 
 
〓 韩国医院里空置的婴儿床
因为新生儿数量过低，入学儿童数量骤降，韩国学校生源不足开始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根据韩国《亚洲日报》今年6月的报道，由于出生率呈断崖式下跌，韩国学校“倒闭潮”正在从地方蔓延至首都圈地区，学生人数未达招生计划的中小学近3年间增长11%。与此同时，在相关研究者看来，年轻劳动力短缺，年龄金字塔迅速倒转的前景，很可能会造成韩国经济急剧下滑。韩联社援引韩国统计局数据的报道称，2020年韩国19岁至34岁青年人口数量为1021万，在总人口中占比20.4%，但根据相关预测，到2050年，这一年龄群人数将降至521万，只占总人口11%。
 
 
 
生，还是不生？
对于韩国政府来说，鼓励人们多生育，还是主张进行计划生育，是基于社会现状与国家发展目标制定的一项公共政策。当站在为国家忧心的角度上，生育率高低只有正不正常这一说。只是，对人口变动趋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非易事。如果将时间拨回到60多年前，当时韩国面临的则是完全相反的问题。随着朝鲜战争结束，韩国政局趋稳，韩国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经济繁荣发展，加上抗生素在国内的广泛普及，使韩国人口爆发性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近百万，一个家庭平均有6个孩子。在1960年那一年，韩国还达到过一个人口小高峰——2500万人。然而，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也带来了贫困、环境污染、就业和住房压力增大等问题，这使得韩国政府开始思考如何在减少人口出生上下功夫。1961年，韩国总统朴正熙首次公开宣布将在韩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开始就计划生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也是那一年，韩国提出了“不节制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的口号。基于高生育率会破坏国家经济增长的假设，韩国政府在接下来的20年中强力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从1966年提出“3·3·35运动”，即一个妇女3年生3胎，最晚生到35岁，到1973年政策再次收紧，提出“不分男女，优育标准两个”，再到1980年代主张的“两胎也多”“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计划生育效果明显，韩国生育率大幅下滑。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在这20年间，生育率就已经从1960年代的6以上，跌到了1980年的2.82。大约是在从那时起，韩国的人口危机就已经有了征兆。虽然说不断降低的生育率早已引起了韩国政府的担忧，使其对生育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不管是在1994年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还是在刺激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上不断加码，但围绕生育选择暴露的问题，早已不再是调整生育政策就能简单解决的问题。
 
 
 
“我讨厌韩国”
“按部就班”地进入婚姻，养育孩子，在如今的韩国，是属于过去的叙事。如今的韩国，这样的观点较为普遍，即生不生孩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女性自主决定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不愿进入婚姻，不愿孕育下一代，这已是韩国的社会现实。
 
 
 
 
 
〓 《独自生活的人们》剧照
在诸多围绕韩国女性为何不愿生育的相关讨论与研究中，韩国的结构性性别歧视与社会性别观念落后问题，是始终难以回避的关键因素。有韩国媒体分析称，韩国政府意图通过砸钱来“掌管”女性的身体，将公务员职务晋升与女性生育相挂钩，在如今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当下，很难说是会刺激生育，还是遏制生育。此外，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生”也许是一瞬间的决定，但“养”是一场持久战。养育孩子的前提是，自己的生活得先有保障，有盼头。对于韩国人来说，“卷”是一个终身命题。韩国社会长期存在高校金字塔结构问题与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问题。对于韩国学生来说，只有先卷进“SKY”学校（被称为“天空之城”）——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延世大学（Y），才有可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所谓的体面，是只属于财阀企业或公务员、国企以及事业单位工作的代名词，但此类工作能容纳的劳动人口极其有限。
 
 
 
 
 
〓 《下一个素熙》剧照
根据经合组织2022年的报告，虽然韩国年轻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是经合组织中最高的，但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率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韩国存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中小企业或劳务派遣、打零工等非正规雇佣工作，工作性质并不稳定，工资较低，更不够“体面”。因此，韩国年轻人即便要“排队”申请大公司和公共部门的工作，暂且当个无业游民，也不愿选择进入第二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年轻人会有心思去忧虑养育下一代的问题，毕竟如何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只是，不愿生育暴露出的社会现实问题，正以越来越尖锐的方式压在年轻人的肩上。韩国政府现在思考的，不仅是生育率的问题，还有如何“留住”年轻劳动力的问题。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开始以一种“逃离”的姿态面对生活。一方面，这种逃离可能是一种身体上的绝对逃离。在今年9月举行的釜山电影节上，一部名为《我讨厌韩国》的电影成为开幕影片。年轻的主角桂娜，因为想要“一个可以好好呼吸的生活”，决定辞掉工作，离开自己的家人与男友，前往新西兰。
 
 
 
 
 
〓 《我讨厌韩国》剧照
为什么离开韩国？桂娜用了一句话简单回答：“因为讨厌韩国。”“如果要说得更精确，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在韩国，虽然很多人可能没有如桂娜那般决绝的勇气，但年轻人中的确弥漫着“逃离”的情绪。根据韩国妇女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在19岁至34岁的韩国人中，高达80%的人认为韩国是“地狱”，而75%的人表示希望离开这里。与老一辈人相比，韩国年轻人在多个指标上呈现出了更高的焦虑程度。当然，当身体无法实现绝对的逃离时，有些韩国年轻人选择了更为直接的“摆烂”。虽然说首尔等大都市对很多韩国年轻人来说还是存在着致命的吸引力，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祛魅，选择从城市去往农村。韩国归农归村综合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归村人口近38万人，比2015年增长了15%。与此同时，在归村人口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2.7%。
 
 
 
 
 
〓 韩国街头
忠清南道莲庵大学的教授蔡相宪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有些人不想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一辈子只知道工作”。还有些人则对自己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说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成功”。当逃离成为一种开辟人生新可能性的姿态时，有些情况下的“逃离”却以一种更为危险的形式暴露出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保健福利论坛》在今年5月刊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韩国19岁至34岁青年人口中，约5%即53.8万人几乎不与他人交际，处于社会孤立状态。这种极致的孤独状态并非韩国特例，日本在很多年前就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词——Hikikomori（家里蹲），指的是超过半年不接触社会、不上学、不上班，不与外人交往，生活自我封闭的人群。心理健康与关系专家拉赫纳·卡纳·辛格博士表示，这一现象通常与社交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心理健康状况脱不了关系。为了能让这些“与世隔绝”年轻人走出家门，韩国政府还提出要为他们提供特殊帮助，即每月高达65万韩元（约500美元）的援助，以支持他们的“心理和情绪稳定以及健康成长”，以便“重新融入社会”。
 
 
 
 
 
〓 《我讨厌韩国》剧照
只是，当大环境无法改变时，韩国政府只想通过短时间内高强度“砸钱”来获得瞬时性的变化，很难撑起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这样宏大的目标。对于在这里成长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生育孩子是一个“遥远”的选择。当自己对“明天”的想象都一片灰暗时，又怎会憧憬一个虚幻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