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 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 （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 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 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 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 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 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 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 认这种不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 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 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 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 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 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 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 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 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 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 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 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 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 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 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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