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托派？
1924年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内在苏联经济建设、对外政策、党内民主等方面的争论日渐激烈，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到1926年春夏，这两派结合形成了“托季联盟”，共同反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
为了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多数派以联共(布)十大关于维护党内统一的决议为武器，运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权力，于1926年7月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同时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11月，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开除出党。后来，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悔过，才于1928年得以恢复党籍。
托洛茨基由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地，托洛茨基与各国反对派分子建立了联系，继续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策。1929年1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多数派的诸多争论中，中国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革命失败前，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党人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要不要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等。在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任务等等。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即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同年7月，他们再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从中国召回加拉罕、移交中长铁路给中国政府等主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托洛茨基曾警告：要警惕国民党的右转。然而这些建议均遭到斯大林多数派的严厉谴责。
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托洛茨基等人坚决反驳了斯大林等人为其中国政策所作的辩护，坚决反对依靠武汉政府，认为这将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提出要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武装。这些主张再次遭到了斯大林多数派的斥责和嘲笑。

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猛烈抨击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提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认为正是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只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
联共(布)内的争论和斗争，自然影响到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些在国内经历了大革命风雨和饱受大革命失败痛苦的学生，了解到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争论的具体内容后，十分赞成托派(托洛茨基反对派，后同)的见解，特别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他们对斯大林等人诿过于人，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做法非常反感。

托派成员王文元回忆说：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我几乎是直觉地同意了反对派……过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怀疑的，第一，是我们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国民党发展组织，我从来就觉得可笑；第二为什么我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高级军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骗又自愿地为另一个骗子去效劳?第三，为什么要把武汉工人的枪械缴给唐生智?为什么要压制湖南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些怀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后来听说这都是陈独秀犯的错误，是违背了国际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编辑过了的讨论文件中，我却终于看到：无论鲍罗廷，无论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决策者乃是联共的中央，是斯大林。
在中央派主张的所谓完全正确的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所谓被执行错了的政策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倒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断章取义引来的反对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谬的论据，根本和国内所曾实行的政策不同。
这样，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一批人不顾可能遭受斯大林多数派打击的危险，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反对派，还有人秘密参加了反对派。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游行集会，斯大林等苏联高级党政军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检阅队伍。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中的托派学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事前准备好的旗子挥舞着，呼喊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顷刻间，拥护斯大林的学生与托派学生便扭打起来。然而，紧接着的队伍中又有人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还有人大声呼喊，声援队伍前面被围攻的托派学生。
在斯大林与托派斗争十分激烈的当口，红场事件使双方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从而也促使斯大林加快了处置托派的步骤。托洛茨基先是被开除出党，后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而在红场事件中向斯大林发难的中国托派学生，则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南俄靠近伊朗的边界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学生非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将托派主张和观点带回中国，并感染了一批人，最终导致在中国也出现了托派组织。
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上海建立。这个托派组织的领导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史唐、陆一渊、张特、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宋逢春、萧冰洋、李梅五、徐正庵等为托派中央和各区负责人。
这个托派组织成立之后，便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机关刊物。由此，这个托派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托派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话》的刊印，使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一些观点开始在非托派组织人士中传播，而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果。郑超麟回忆说，当他第一次从尹宽那里看到油印得并不清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他的头脑，他昏乱了，一时间竟判断不出文章中的话是对是错。但他最终还是被托洛茨基吸引住了。

“我们的话派”不仅将自己的刊物在上海等地传播，而且还通过关系拿到海参崴去散发。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等学校中，也有《我们的话》在流传。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收到了从中山大学截获的《我们的话》，这一情况引起书记处副主任米夫的高度重视，他随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了一信，指出：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

此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托派分子的活动。他们认为，受托洛茨基理论影响的，是一些理论水平不高，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人。鉴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已经将托洛茨基反对派定性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工具”，并开展了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击和批判，远东局便要求中共中央密切注意中国托派的动向，以便随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坚决肃清反对派的一切企图。

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远东局成员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专门谈到托派反对派问题，提出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陈独秀为何主动成为托派分子？

1929年5月，陈独秀从归国学生王平一手里，拿到从苏联带回国的一些托派资料，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认真看过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受过政治风雨磨炼的人，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又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他对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还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

对此，郑超麟有如下回忆：我们并非一下子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然而，陈独秀最终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陈独秀作出这一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这就是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不满。自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之中。他觉得自己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自然对大革命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他认为，莫斯科方面也有责任，是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并且一直不同意退出国民党，结果使共产党失去了自主权，被动地受制于国民党。然而莫斯科不是诚恳地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采取了诿过于人的做法，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而中共中央因受共产国际的掌控，所以不得不把责任全部揽下。

感到孤掌难鸣的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后，终于找到了知音。
他惊喜地发现，早在大革命时期，托派茨基就反对过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这与他自己当时的主张完全是不谋而合!而托洛茨基所总结的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对斯大林派的谴责，也正好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陈独秀不由得从思想上和感情上贴近了托洛茨基。

他在后来曾毫不顾忌地告诉共产国际领导人：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

8月5日，陈独秀又提起笔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派理论后，向中央全面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八七会议”后党的失误以及目前党的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认为：是因为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而产生机会主义政策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大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

关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陈独秀分析说，“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由于不能勇敢地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个既成事实，没有采取退守的政策，反而在主观上肯定革命高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采取了直接进攻政策，使得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战士因之丧失殆尽。

据此，陈独秀指责：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

陈独秀在信中特别提到党内民主问题，强调民主对于党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并指责中共中央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说：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如果你们老是固执着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地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地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

“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阻住了党的进步。

在信的末尾，陈独秀说明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这一次，中共中央并没有如陈独秀所愿，将他的信刊登出来。但在中共中央于8月1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将反对中国的托派的斗争和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指出了机会主义与托派的关系。

《通告》说：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实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故在现时中国党内斗争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且机会主义复活的企图在中国党内更有他的历史残留的根据，中国党内的托洛斯基反对派又必然要利用这一斗争，以便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扩大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我党在无产阶级最高原则之下，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任何小组织的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残留的复活，以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消灭反对派所能利用的党内基础。"
《通告》中没有点陈独秀的名字，但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央所说的“党内机会主义残余”，就是陈独秀及其追随者。难怪中央没有将他的信刊登出来，因为此时中央已不再将陈独秀作为可以平等讨论问题的同志，而是将他作为与托派结合的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了。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在党内目前存在两个较为严重的问题：“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

信中认为，陈独秀给中央的几封信，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

对于陈独秀8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央说：陈独秀的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8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找到陈独秀。

谈话中，远东局指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陈独秀不应该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央领导人则解释说，由于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公布他8月5日致中央的信。至于谈话的其他细节，陈独秀后来在给中央的另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表述：

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地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地说中央绝对不允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地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和库丘莫夫致信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托派的态度，提出“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信中指示：采取揭露和彻底消灭托派的各种措施时(中国党还不大想象得到托派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还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在党内右的危险是主要危险，党内必须加强同右派的斗争。

在信的末尾，米夫和库丘莫夫严厉地指出：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
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劝告，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在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往来的文件中，陈独秀的名字从此便较多地与“托派取消派”、“取消派”、“取消主义”等连在了一起。这样一来，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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